中美战略竞争可能是空前绝后的

拜登政府延续并在某些方面深化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使中美关系在战略竞争轨道上加速滑行，也促使我们从更广阔的时空视角来界定中美战略竞争，增强战略自觉性。

说它是空前的，就是说它和国际关系史上已发生的任何其他大国战略竞争相比，无论是历史条件，还是竞争的范围、规模、烈度和复杂性都是前所未有的。说它是绝后的，乃是指中美两国体量巨大，历史文化传统、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迥然不同的两个国家的战略竞争很可能是最后的大国战略竞争，它最终还是要导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真正迎来“历史的终结”！

这种千百年来国际关系史上独一无二的大国战略竞争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第一，长期性。这主要是因为中美两国的力量对比短期内难分高下。单从经济规模看，按照目前双方的发展态势，即便按照现行美元汇率，再经过5-8年左右，中国经济就可以实现对美反超，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从综合国力角度看，美方在国际货币领域，全球军事布局，舆论话语优势和尖端科技等方面，仍对中国拥有明显优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综合国力比较研究课题早在2000年就得出结论，中国综合国力超越美国大概要到2037年。即便中国的综合国力超越美国，也不意味着中美战略竞争就能结束，只能说这种竞争在新阶段会有新特点。

第二，系统性。也就是说，这种战略竞争不是孤立地发生在某一方面、某一领域，而是具有总体性和整体性特点。这是因为，中美都是数一数二的世界大国，这种大国战略竞争自然具有涉整体性全局性特点。尤其是美方受其长期形成的霸权心理所支配，总是对最接近美国实力地位的大国的发展具有异乎寻常的敏感性。在美对华战略竞争过程中，局部问题容易被赋予全局性意义，微观问题也具有宏观意义，经济技术甚至旅游教育等人文交流问题也容易被高度政治化，并进而影响两国关系的整体氛围。

第三，复杂性。所谓复杂性，指的是中美关系在某个甚至某些领域分歧多一些，共同点少一些，而在某些领域刚好相反；在有些领域又是共同点与分歧点交织缠绕。两国在有些领域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在有些领域则基本属于你追我赶的竞争关系。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两国关系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逐步形成的。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与美国推动经济全球化同步，导致中美两国在各个领域不同程度地接触、捆绑与融合。像中美两个世界大国如此复杂密切联系在一起，这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闻所未闻！如此密切联系的两个大国间的战略竞争，其复杂性不能不令人头大！。

第四，残酷性。残酷性指两国关系的非人性非理性特征。美国对中国发起战略竞争，可以不顾两国经济活动需要，不顾两国人民日常生活的实际需要。为了实现其主观臆想的战略目标，甚至不惜牺牲本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和生命安全。例如，美国为阻止中国经济发展，对中国强征关税，丝毫不顾及由此导致的本国民众生活成本提升；为在半导体产业上对中国卡脖子，美国不惜让众多美国企业蒙受巨额经济损失；美国面对本国新冠病毒确诊人数3500多万、死亡62.4万和中国抗疫迅捷高效的实际情况，仅仅为了维护美国管理体制相对中国体制的所谓优越性，居然完全回避两国抗疫合作，回避两国携手为全球抗疫负起作为世界大国的责任！

第五，危险性。这主要指中美战略竞争的特定阶段上，很可能发生局部中高烈度的武装冲突。本来，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启动战略竞争，就是着眼中国实力地位的逐步增强可能在未来某个时间节点上超越美国，要趁中国尚未实质性挑战到美国的时候，遏制中国的发展。当遏制中国黔驴技穷时，当两国实力地位继续逐步接近时，美方战略焦虑可能更加深重，从而很可能为维护其霸主地位，处心积虑地制造事端，先发制人，以便阻止事态朝对其不利的方向发展。就像希特勒在欧洲挑起战争和山本五十六策划突袭珍珠港一样。也就是说，中美关系还没有达到谷底，两国战略竞争最激烈的时候可能还在后头。

第六，可控性。这主要指两国战略竞争的烈度有个天花板效应，不会发展到全面失控以至于爆发全面核战争的程度。这不仅因为中国在战略核武器领域拥有后发制人的能力，还因为在国际战略格局中存在一个中美俄战略大三角的稳定机制。在中国奉行和平发展的背景下，任何美国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图谋，都不得不考虑俄罗斯的因素。

最后，用历史哲学的视角看未来，中美战略竞争的最终导向恐怕还是新型大国关系和人类共同体。只要中国坚持做好自己的事，中国超越美国就只是时间的问题。当然，要美国短期内接受中国超越自身成为世界第一是很困难、很痛苦的事情，但恐怕也是无法回避的事情。除非美国统治集团完全丧失理智以至于决心使美国与中国两败俱伤，大概率是没有任何其他力量能够阻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