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很有优势

家族制企业往往是合理、可行、高效的经营模式。全世界五百强企业中，家族企业占了40%，而成功的华人企业90%就是家族企业。

家族企业可以说是温州人的一个显著特色，在一个企业里，父亲是董事长，母亲是办公室主任，大儿子是总经理，小女儿是副总经理，二女儿是财务经理，二女婿是销售经理，大姨是办公室总务，小舅子是采购主管……类似这样的企业在温州处处皆是。

依靠血缘、地缘关系做生意，也是很具有温州人特色的一个生意经。家人、亲戚、朋友、同乡，从血缘到地缘，温州人喜欢这种建立在亲情与乡谊基础之上的合作型工作模式。从小本生意到大手笔买卖，独特的血脉渊源，造就了温州独特的企业制度。

从创业到发展，不管外界如何看待、争论，甚至指责，家族制企业仍是温州企业的主要存在方式，仍在以其强大的凝聚力和灵活性占领着企业的管理核心。

挺宇集团公司是一家年产值达几亿元的典型家族个业，也是成功的家族企业经营的典范。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均来自同一个家庭：一家之主潘挺宇是董事长，母亲徐文清为办公室主任，姨妈徐小清为办公室总务，身为大女儿的潘佩聪为总经理，弟弟潘叶雷为副总经理，妹妹潘佩芳为财务经理，妹夫林肖为销售经理，就连表兄邵靖海都相任着采购主管。潘佩聪的丈夫吴楚帆因为自己是另外一家父子公司的总经理，成为了唯一没有在挺宇公司担任职务的主要家庭成员，除了家族成员，没有任何家族之外的人员加入公司的管理层。

1981年，潘挺宇办起了一家小工厂，不靠别的，就靠他那聪明的大脑。潘挺宇的眼睛是“火眼金睛”，市场上卖得火的一些东西，他瞄上半天，回来后，不用画图纸，就能直接在机器上鼓捣出样品来。然后，他再让工程师参照这种样品进行批量生产。潘挺宇自己也说：“有时我看着产品也纳闷，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东西来？”

到了1989年，潘挺宇的工厂已经像模像样了，仅一年的产值就有360万元。就在那一年，潘挺宇的企业性质被定为私营。

父亲与母亲丢下子女与企业，一走了之。临走前，潘挺宇将工厂托付给两个主管。主管胆小不敢管事，管理工厂财务的潘佩聪每天只见钱出不见钱进，一着急，她当即发动“政变”，将自己提拔为总经理，独自一人挑起了管理工厂的重担。一年后，父母从欧洲回来，发现这位18岁的女总经理竞干得有声有色。

潘佩聪的血管里流着与聪明的父亲一样聪明的血液。技术含量很高的“在线分析系统”就是她组织力量开发成功的，这种在国外价值几百万美元的设备，在潘佩聪手里首先实现了国产化，其售价仅为进口产品售价的1/10。

就像居家过日子一样，潘挺宇一家人将自己的企业做得有模有样。到了今天，挺宇集团公司的年产值已达到了3亿元，固定资产为2.2亿元。这个数字，着实让那些断言家族式管理模式只适合企业初创期的理论家汗颜不已。

对于家族制企业的优势，潘佩聪认为，在一个家族企业中，合作对象是自己的家人，血浓于水的亲情，其凝聚力是旁人无法企及的。换作与其他人合作，难道就没有问题吗？她说:“做企业要顺势而为，最重要的是追求一种和谐，和谐自然，那才是真正的美。20多年的漫长磨合，让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0世纪90年代初，不少经济学家考察温州后，赞不绝口的同时往往留给当地干部一句话：“尽快建立大企业集团。”更有专家断言，温州经济必定会停滞，因为温州企业不上规模且专业市场衰落。有人甚至预言“温州经济增长速度不会超过10%。”然而事实让他们大跌眼镜，温州经济年增长率为20%，其99%的企业为家族企业和中小企业，而那些人的集团企业却陷入僵局。

对于这个问题，潘挺宇认为：温州的家族企业不宜过早退出历史舞台，不顾温州的独特血脉渊源，一味追求西方式的现代企业制度，恐怕会出现“桔逾淮北而为枳”的结果。

事实胜于雄辩，在管理中没有什么好与不好，只有合适与否。家族经营往往是合理、可行、高效的经营模式。世界上一些著名企业，如杜邦、洛克非勒集团都是家族企业。全世界五百强企业中，家族企业也占了40%。一家国际权威调查机构对全世界华人企业的调查结论更是：成功企业90%就是家族企业。在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浙江省，几乎全是家族化的中小企业。

因为制度、规矩这些刚性规则固然非常重要，但有时候，血缘、地缘、亲情这些非制度的文化因素在相互沟通、取得共识等方面，可能也会起到正式制度所不能产生的独特作用。

父子、夫妻、兄弟、姐妹联手创业后，再请来三姑六姨帮助“看门”，温州私企的这种普遍发展模式，是一种有效的选择。因为家族制企业能让大家“拧成一条绳”，一致对外，不担心有人吃里爬外，对资产经营特别负责。同时具有决策成本低，对市场反应快的特点。特别是对初创时期和小型的私营企业，它能有效地配置资源。

具体来说，家族企业的优势在于：

创业容易：凭借家族成员之间特有的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和相关的社会网络资源，家族企业能够迅速地筹集资金，凝聚战斗力。能够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获得竞争优势，较快地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初，有关个体私营企业的法律制度非常缺乏，为避免不必要的纠纷，精明的温州人便选择了最为可靠的家族成员合作。

宝林宝庆两兄弟是乐清人，1986年，两兄弟来到了号称“福地”的福州开始创业。尽管条件艰苦，但“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一段时间下来，两兄弟的电器店有了些名堂，兄弟俩在福州温州人中有了不小的名气。

20世纪90年代，乐清的电器业开始了创牌之路，在两地跑运输赚差价的兄弟俩也打起了主意，开始代理乐清品牌电器的福州经销权。金宝林选中德力西，担任福州德力西电气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宝庆则情定人民电器。

虽然兄弟分道扬镶了，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宝林、宝庆两兄弟的办公室相邻。两幢大楼毗邻，这幢楼进去是宝林的办公楼，另一幢进去便是宝庆的公司。更巧合的是，两兄弟都把办公楼设在第五层，说不尽的意味尽在其中。

反应迅速：温州的家族企业出于对家族成员的信任，决策非常快，承担风险能力很强。他们做生意完全是有利就做，不看国家计划与规划，所谓“脚踩西瓜皮滑到哪算哪”。在通常情况下，利益的一致性使得各成员对外部环境变化具有天然的敏感性，外部，尤其是市场变化的信息能很快传递至企业的每位成员；同时，决策速度快，信息沟通顺畅，成员之间容易达成共识。

这种完全由眼前利益决定的家庭企业方式在初期可能显得布局混乱，但最终却使温州人从大量筛选的项目中找到最适合自身优势的产业。

管理成本低：由于家族成员彼此间的信任及了解的程度远高于其他非家族企业的成员，成员之间特有的血缘、亲缘关系，使家族企业具有强烈的凝聚力，加上相互间的信任，以及经营权与所有权的一致性，家族企业的管理成本能较非家族企业低许多。

在1980年，当时的温州市委书记经过3个月调查，发现当时温州家庭企业平均投入1元产出可达10元，而国企却是投入10元产出1元。他还看见一农村老太太家里有5台制松紧带的机器，每年纯利5000元。书记就思索：一个老太太就是一个车间，100个老太太不就是一个一年纯利50万元的大工厂吗？受此启发，当年温州市政府就制定出了“大力发展家庭工业”的政策。

经营务实：家族企业的短期逐利性，使其每选择一个产品都先在本地试销，有了前景再做大，温州人选择了生产老百姓用得最多的东西，如皮鞋、衣服、眼镜等，并使其价格最接近中国广大城镇与农村的心理价位。这也是温州小商品做出大事业的原因。

服装业，当时中国只有质好价昂与低质低价两类产品，而温州人生产出款式新潮、质量一般、价格较低的产品，例如当年市场上只有3000元一套的全毛西服，温州人用30%纯毛、70%化纤的面料替代全毛，生产出式样一流而仅售500元的高级西服，如此务实的经验策略，不仅让消费者得到了实惠，而且因此开始了温州服装业的发家史。

产品更新换代快：由于家族企业的灵活性，他们在开发新产品上可以立即决策并马上执行，顺利地调动人力物力财力，来研发新产品，而没有大企业诸多的规则绊脚。

曙光印刷厂是温州最大的印刷厂，厂长朱诗力做第一笔大生意时，别的厂家需要半年，他却仅用了13天，最后，13个日夜没在床上睡过觉的他，倒在订货客户办公室睡着了。瑞安塘下韩田村专门生产汽车配件，859个企业全部是家族企业，工业产值8个亿，按该村人口计算，人均产值80万元。他们开发新品种只要37天，而南京某大型国企厂连头带尾需要1年。北京徽标厂3~5个月开发1个品种，金乡徽标厂只要12天。

温州的企业几乎全是从家族中走出来的，无论外界怎样的争论，温州人始终认为，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现在，那一些预言失败的经济学家通过多年的研究，也开始修正自己的错误：血缘与地缘关系在温州人的经济模式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血缘与地缘所具有的向心力无可置疑。为什么当初我们看错了温州？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理解家族制企业，温州的企业是离不开家族的，没有温州的家族企业，就没有温州的工业，家族企业是温州成功的谜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