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赚钱才能赚到钱
有一个关于犹太人的寓言:一个英国人、一个美国人及一个犹太人在一起。犹太人问其他两位:“对于教堂奉献箱里信徒们所奉献出来的钱,你们都是怎么处理的?”
英国人说:“我会在地上画一条直线,然后把奉献箱里所有的钱,往天上一丢落在地上直线右边的,是属于上帝的钱,作为教堂运作的经费;而落在直线左边的,则算是我的薪水,留下来让自己过生活。”
接着美国人说:“我也跟你差不多,我是在地上画个圆圈,当然,圆圈不能画得太大啦!然后把奉献箱的钱呢,往天上一丢,掉在圆圈里面的就奉献给上帝,而掉在圆圈外面的,就当做是我的私房钱啦。”
这时候,视钱如命的犹太人忍不住开口了:“你们太麻烦了,我根本不用画什么直线、圆圈。我的方法很简单,只是直接把信徒奉献的钱往天上一丢,上帝要就让他拿去,上帝不要就掉在地上,那就全归我了。”
这就是犹太人嗜钱如命的本性,因为太爱钱了,所以连他们信奉的上帝都可以靠边站。犹太人这种热爱钱,热衷于经商的心态,使得他们堂堂正正经商,理直气壮赚钱。而且为了想方设法赚钱,人也变得特别精明,因此就经常能够赚到钱,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商人。
在对于金钱这个问题上,被称为“东方犹太人”的温州人当然也会与众不同。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说法:一个外星人来到了中国,北京人会将外星人带回去研究,上海人要带外星人到上海办展览,广东人会试试外星人能不能吃,温州人则会问一下:外星球上有什么生意可做?
如此强烈的赚钱欲望就是温州人成功的第一要素。没有一个温州人试图掩饰他们血液里始终兴奋着的发财欲望。“不赚钱,毋宁死”,这是他们的信仰。
余世雄是第三代温州籍华侨的优秀代表。他生在新加坡,长在荷兰,在澳大利亚上大学,取得英国牛津大学的硕士学位……虽然温州与他看似很遥远,但温州人想赚钱这个一脉相承的传统却在他身上继续延续。他之所以选择金融专业,就是因为从小每当看到开餐馆的爸爸翻看账簿,他就觉得特别兴奋。因此对法律、文学都不感兴趣,而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整天都想赚钱”的温州人。
20年前,有人嘲笑温州人有“三臭”:脚臭——不讲卫生;嘴臭——说话爱带脏字;铜臭——爱钱如命。数年后,温州人的前两臭大概已有改善,但是对于铜臭,却似乎变本加厉了。
欲望是人们生命里的最主要的激励因素,人有了欲望,就有了力量的源泉。不管他是做什么的,只要有了欲望,就会一步步迈向成功。温州人当初能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创业,并且能一步步迈向成功,其原动力就是有强烈的赚钱欲望。
温州人的赚钱欲望和创业的冲动却是与生俱来的,他们个个都渴望有自己的事业,有机会自己当老板。几乎所有的温州人都在经商,都在办厂,他们要么在家做买卖,要么出去闯世界。在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人还没有足够的资本来创业,有点儿小钱的人,就利用家庭中一些已有的设备来开作坊,办小厂;腰无分文的人,就外出或擦皮鞋,或弹棉化,或买眼镜,或挑糖担,抓住机会埋头苦干,很快地就完成了原始积累。
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后,就接着二次创业,争当大老板,在这种一个比着一个能干的浓烈氛围下,闲的人心里发慌,懒的人不自在,穷的人不开心,于是每个人都有创业的冲动,形成了“个个想创业,人人想赚钱”的全民皆商的局面。在温州人眼中,天下没有不赚钱的行当,关键在于想不想淘金,愿不愿创业。一个连创业欲望都没有的人,怎么可能赚钱呢?这就是温州人赚钱的第一要诀!
现今750万温州人中,就有4/5的人从事工商业,更有160万的温人闯荡全国,50万人遍布全球。从漠河到海南;从天山脚下到世界屋脊城市拉萨;从北京的浙江村(实际是温州村)到巴黎、伦敦、罗马、纽约等一条条温州街,凡有人群的地方,都能找到温州商人的身影。
总之,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做生意的温州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就有开拓市场的温州人。
温州人不混个人样出来是绝不会回家的。他们如果什么时候回到家乡,那肯定是功成名就之时;即使失败了,他们也会再爬起来,继续干。有这样的决心,什么事情办不成呢?决心,就是立志。志不立,天下无成之事。有了决心,并一以贯之,机遇总会有的。
在人们的印象中,“野心”好像一直都是一个贬义词,“狼子野心“野心家”、还有“野心勃勃”。实事求是地说,“野心”本身不是错,它是人成就事业最强大而且源源不绝的动力。
一个人有点野心更没有错,而且于任何事情还必须有点野心,野心是成就事业的最有力的保证。就像那句名言所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野心其实就是雄心,就是理想,就是奋斗目标。赚钱的欲望就是赚钱的野心,野心越大,赚钱的可能性越多。
温州的肖绍静16岁背井离乡来到南京发展,19岁时租用了某商场两节眼镜柜台开始创业,最初的启动资金只有100块钱;3年之后,拿着挣到的50万元钱,开始打造“明亮眼镜”品牌。如今,28岁的肖绍静,已经拥有12家连锁店、超过上千万的资产。
“事业是人做出来的,从16岁起我就有当老板的梦想。事实证明,不管你的起点怎样低,只要努力去做,每个人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这就是他的经验之谈。他还说,以前南京人对温州人的印象不太好,说我们是“小温州”,滑头、会钻空子。即使如此,也改变不了温州人赚钱的欲望。
肖绍静很坦率地认为,南京老板之间时常停留在“互相比穷”上,如果我每月能挣上3万元,想想别人还有只挣8000元的,因此心理顿时充满了优越感。而温州商人则是“比富”,肖绍静就时刻在想:可能就在自己开始享受、开始松懈的那一刻,就会让窥视我的市场份额的对手迎头赶上。
在犹太人5000多年的发展史中,曾多次遭受大迫害、大流散,他们一直过着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目子。但正因为如此,他们必须要赚钱,赚的钱越多,心理上就越安全,所以他们拼命赚钱。
温州人天生的赚钱欲望与他们类似,也来自一个字—穷! 温州人虽然能够忍受经商中的诸多之苦,但他们却是忍受不了贫穷之苦。
从地理位置上看,温州一面临海,三面环山,且多为高山深壑,行路难不亚于蜀道之难。对此,孟浩然曾用诗这样描述:“我行穷水国,孤帆天一涯。借问同舟客,何时到永嘉。”直至1989年,沿海14个开放城中,也只有温州既不通铁路,也没有机场。
由于自然条件先天不足,又地处海防前哨,长期以来,国家除了从战略角度考虑,在温州修筑必要的军事设施外,经济建设投资很少。解放30年,国家对温州工业的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只有6亿多元,大型国有企一个也没有。城市面貌残似不求,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以至于“姑娘、小嫂挑着粪桶满街跑”,这一直是温州人羞于启齿的心头之痛。
因此,温州人非常想赚钱,想脱贫致富。改革开放之初、他们忍受了很多非议与磨难,然而他们不会因为外在的压力而停止自已赚钱的步伐。
因为憎恨贫穷,所以温州人爱钱。而爱财之心是取得财富的原动力,动力越大,其行动就越有力,行动越有力,方法就越多,赚到的钱就越多,这些都是成正比的。这点可以从犹太人、晋商以及温州人身上得到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