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隐藏的根基

换一个工作和重塑职业生涯的区别在于一个人内在转变的程度不同，而这往往是旁人发现不了的。

当丹第一次去商学院做兼职时，他担心自己改变了一切只是由于相同的原因——自己一直想获取一个能向外界证明自身价值的头衔。在他离开了高层行政工作之后，他对工作和头衔的看法开始发生改变。之后，为了有时间陪伴孩子，他选择做兼职工作，并接下了一个短期业务来帮助他渡过经济上的难关。在发现自己仍然会被一些知名的企业和项目所吸引之后，疯狂打拼的念头又被激起，这让他开始思考下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这么拼命地工作？”他尝试用各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把自己当教学管理者的经历当作案例来研究，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从自己有个嗜酒的父亲这个方面来分析，等等。当一份诱人的工作机会使得他重新开始考虑做全职工作时，寻求深刻转变的想法就形成了。随着情况的发展，他必须想出如何调和工作与生活的关系的方法：如何才能既拥有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并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又可以同时履行他的家庭职责，做一个好父亲。

丹和苏珊的故事说明，要想确定新的职业身份，需要我们对各种目标职业的基本看法进行重新审视。为了说明基本看法是什么，我们可以把职业生涯看作有三层的金字塔（见图4-1）。 金字塔的顶端是我们自己以及外人看到的最明显的东西：我们在什么机构做什么工作。举个例子，丹是一家高科技公司的高管。第二层就是不会因换公司或换工作而变化的价值观和驱动力。这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职业专家埃德加·沙因所说的“职业锚”，它包括我们的能力、偏好以及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放弃的工作所带来的价值。

图4-1 职业生涯决策标准的层次

由于自身的经验，丹把自己视为一个擅长做企业转型的专业人才——他可以使陷入困境的公司走向健康的发展道路；他可以灵活地在更大或更小的范围（例如，在大公司或小型创业公司）发挥这一专长；他可以做咨询，也可以在一线工作；他可以任职经理，也可以自己做老板。但不变的是，只有那些来自管理方面的挑战才是激励他去工作的主要因素。丹离职后，那次使他内心骚动的所谓“完美的工作”机会可能再次抢走他陪伴家人的时间，然而，也掩饰了金字塔最下面一层所包含的他的专业和个人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因此，在他的探索过程中，他不得不继续深挖：他必须探索最底下、也是最终的那一层金字塔，理解基本看法（我们内心深处对世事的看法），这才是他真正的驱动力所在。

尽管我们的基本看法经常一直隐藏于我们的潜意识中，但是它们决定着我们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我们往往忽略那些基本看法，即使它们已经过时或不再正确。正是因为基本看法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存在着的，所以它们很难被改变。当我们并未认识到自己的基本看法时，我们只是做出逐渐的改变。我们只是从一种情况转向另一种从表面上看似不同的情况。无论所属的组织和身边的同事如何变化，最终我们还是会重新回到与原来类似的角色和关系中，做着一样的工作，过着一样的生活。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职业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

我们在职业生涯的转型期，通常来说，最难改变的基本看法是，我们对所在机构的留恋、对成功的定义，以及对可能从事的新职业的想法。为了阐明这些问题，我们将举出一些转型成功的案例，案例中的一些人是已经在前面章节提到的，另一些则会在后面章节出现。

哈里斯·罗伯茨是一位经理人，他曾尝试在他所工作的Pharmaco公司寻找更广阔的平台和角色，却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直到他看到公司里其他人得知他要离职时的平淡反应，才明白自己为什么长期得不到提拔。当他决定去一个更小的卫生保健公司当运营总监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对原来的公司太过依赖，同时也意识到那里已经不再适合自己。

当我在Pharmaco工作时，我就是Pharmaco的人。我觉得自己像被那个公司洗脑了，我用Pharmaco的方式去应对一切。我简直成了他们的忠臣：我出现在公司的简介视频里，谈论Pharmaco对于我的意义。常有人说我，“你的血管里流着Pharmaco的血”。我对此感到自豪，因为我已经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因此公司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凡。如今，在新公司里，我真正地全身心地投入到公司的愿景和发展上，但这次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我把精力放在个人目标上，因为我想为公司做些什么。我在想：“这次，我不要为了公司而失去自己，而是为了公司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而奋斗。这次我想考验一下自己，看看自己能做些什么。”这次的我更成熟了。

研究成人发展心理学的心理学家会同意，这样想是更成熟的表现。在转型期，很多人（比如哈里斯和丹）往往误认为：依赖于头衔及机构而获得的认同感，以及对于机构的过度认可，会影响他们在其他领域的发展。即使经过长期的事业发展，我们仍然会因为活在他人的价值观和期望中而受到伤害。例如苏珊，担心同行会觉得她从一个雄心勃勃的咨询职业生涯转为母亲的角色是在放慢生活节奏。当她接受了那个并不适合的工作时，她得到了许多验证：每个人都想要她的名片，邀请她共进午餐。转型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做回自己，并摆脱“应该成为的自我”（即我们人生中重要的人期望我们成为的那个自我）。 也就是要摆脱对于自己在组织中的身份的过度依赖。那种过度依赖难以发现，却是有害的。

难以改变职业（或者为什么寻求改变，但往往最终还是回到了老路）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会完全地将自己在机构中的身份内化到骨子里，并依靠这些身份来对外界表明自身的价值和成就。尽管我们会承认，象征成功的外在因素，如头衔、收入和名声，并不是很重要，我们还是会像哈里斯那样，通过不断告诉自己公司有多需要我们来隐藏自己需要改变的事实。很多人像丹那样，每当公司需要的时候，就会不顾家庭责任地推迟假期，大多数职场人士都会不同程度地认同：为了公司可以牺牲自我。由于基本看法往往存在于环环相扣的一系列事情之中，而且经常有关于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或是无力摆脱毫无必要的职场政治斗争，其实是我们没有搞清楚，对组织忠诚和不顾一切地为公司效力这两者的不同。

约翰·亚历山大，离开了一家大型投资银行的高级职位，成为一名小说家。但此后，他还在为新老客户兼职做财务咨询工作。这并非他的本意，但当他辞职的时候，几个客户希望他继续做顾问。他很惊喜，因为那些客户愿意找他本人，而不是他的公司。在答应了继续做顾问之后，约翰惊讶地发现，那些客户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客户关系的规则。

我对那些客户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我会尽量抽时间帮你们做事，但是别提什么银行的惯例（如果客户有足够大的单子，银行员工应该抛开一切手头的事，比如取消假期去服务客户）。我不会再那么做了。如果我要离开一个月去写一本书，相信我，我真的会那么做。另外，顺便说一句，亲爱的总裁先生，我知道，如果你有一个假期你一定会去享受它。即使你正在面临公司的大规模兼并，你还是会离开办公室。让我告诉你，我现在也有假期了。”我发现他们的反应不是“哦，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去打扰你”，事实是，他们都大笑起来，并且说：“我们一直以为投资银行的人都是些工作狂呢。”这实际上让我达到了一个与之前相比，和他们更为平等的地位。

对于约翰来说，离开投资银行，就失去了大公司和高职位的光环，同时不再需要24小时为客户服务了，也摆脱了以往剪不断理还乱的各种工作关系。虽然离开的主要动机是去写作，约翰其实也准备好了离开那些没有意义的、烦人的银行合作伙伴之间的政治斗争。他也不能忍受那些限制了他与客户之间关系的商业规则。当他意识到，如果改变一下工作方式，自己会非常愿意继续做咨询，于是他开始尝试以各种方式更改规则，尤其是他与同事合作提供财务顾问的工作模式。

最后，约翰创建了一个虚拟的组织，公然地挑战传统的由初级分析师参与的投资银行团队的模式——初级分析师的工作就是根据高级合伙人的时间和想法，为其出谋划策。“这个团队已经逐步形成了，现在已经有八个人了，都是兼职。我们不需要办公室，团队成员也没有底薪，同时没有秘书，每个成员都是平等的。我们不做任何书面形式的报告或PPT。”那么，约翰已经成功转型了吗？如果我们从他小说的创作来看，答案很明显是肯定的。但如果我们从他做财务咨询的工作来看，从金字塔的顶部和中间来看，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但基本上看来，约翰已把一切重新做了调整。

“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已成了当务之急，因为实现这个目标实属不易。对于大多数寻求职业转型的职场人士来说，无论是否在一开始时就意识到，改变工作侵占私人生活的现状都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但丹·麦克艾维和苏珊·方丹发现，纠正这一失衡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它属于庞大的、环环相扣的基本看法系统中的一部分。对于约翰而言，自主时间（除咨询工作之外，他希望做点其他的事情的时间）变多不是因为他终于可以自主地安排日程，而是因为他不再按照别人对自己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的期望而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