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面孔、新环境

转型中期的日子是艰苦的。这时如果我们站在我们社交关系的边界上，就会一边渴望前进，一边要从力量、智慧和情感支持上寻找动力。接下来我们会详细地描述创建新的人脉的做法，包括需要寻找新的同类群体、导师和实践群体。从心理学层面看来，身份塑造是在工作中产生的：当遇到我们认为与自己在某些本质上很相似的人时，即使仅仅是想象，我们对自己身份的塑造（或理想）也会更丰满。回想一下我们有多少次听到有人痛斥自己的公司：“这里没谁是我想成为的人。”自我重塑过程会弥补这个缺陷，它会加深我们对榜样或可交往的人的渴求。这些人或者团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安全基地”，使我们带着新的身份去冒险，并给我们提供一个专业领域的群体，在那里我们可以找到新的归属感。

在哈里斯开始在他的公司以外找工作之前，他就开始将他的参考点转移到一个新的同类群体里了。在他尊敬的同事乔治娜离职之后，他的上司也出去创业了。乔治娜前脚刚离开，哈里斯后脚就参加了校友聚会活动，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些职业转型成功的人。看起来除了他，每个人都有了变化。我们在第3章提到过，就像是经历一个摆脱“过去的自己”的过程，哈里斯开始认同企业家和小商人的价值观、标准、态度和期望。当他寻找到那些已经离开Pharmaco医药公司的同事，看到他们完成一些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的时候，他有了信心并下了决心。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一名43岁的心脏外科医生胡里奥·冈萨雷斯身上。当胡里奥开始在公共政策学院上为期一年的职业生涯课程的时候，他将他的参照群体从他原先医院的同事转向了他的同学和教授。和这些同学和教授在一起让他感到很亲切，而这新形成的关系也成了他通往新世界的大门。他的新同行让胡里奥意识到，他没有因为想要改变而成为一个“异类”。事实上，他越来越适应他这一新的亲密的人际关系。新的同行可能包含那些同样在怀疑旧职业轨迹的人（如职业生涯课程的同学）或已经在做出改变的人（如哈里斯开始寻找的小型企业的企业家）。重要的是，就心理学而言，我们深深觉得他们拥有着和我们一样的特点。

随着我们的参照点从专业内部转向了外界，并且遇到了越来越多成功转型的人，就会产生“临界点”。 我们的行动开始自我强化：我们更加坚定了要做出改变的决心，并且会去寻找那些已经这么做的人。看到他们的成功会让我们更加坚定要做出改变的决心和信心。于是我们就会进一步采取起决定性作用的其他行动，来推进我们的变化。就拿利夫·哈格斯特伦来说，在从挪威一家大银行跳槽去一家新的纽约旅游公司之前，他回到学校上课。在那里，他在他的同学中找到了那些想要做出改变的人。从那些人的身上，他验证了自己想要改变的想法。同样，我们买了一辆新的汽车后，我们就会注意到很多人拥有相同的车。一旦我们决定改变，我们就会寻找信息以证明我们的新信仰（也会忽视可能证明我们的观点不成立的证据）。

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丹尼尔·莱文森的《人生四季》（The Seasons of a Man's Life）解释了中年危机的现象，强调了导师的重要性：我们从那些正在转变的人身上得到鼓励，并学会了生活和工作的新途径。 导师给予我们祝福，让我们相信梦想，为我们创造安全的空间，允许我们在这个空间中想象并尝试各种可能性，通过这些帮助，我们度过模棱两可的过渡时期。导师是特殊的：人脉关系仅仅是提供了入场券，或是提供了一份工作，而导师将他们的形象与我们梦想的生活联系在了一起。莱文森将“梦想”描述为一个最向往的可能的自我：“它是有质感的愿望，是对可能的自我的想象，它能够产生激情和活力。刚开始，它是模糊不清的，但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导师通过他们作为老师、评论家、赞助商或教练的努力来塑造梦想，使我们看见了实现梦想的可能性。格里·埃文斯让哈里斯发现，这个人不仅相信他有潜力成为一个总经理，还给他提供了一份前所未有的工作机遇，让他拥有跟过去既紧密相连，又相对独立自主的工作关系。所以他整装待发，准备随时出发。

这与我和阿尔弗雷德的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不会像我和阿尔弗雷德的类似父子的关系一样。格里知道我还需要学习一些创造性的融资方式来筹资。但同时，他也需要向我学习。他不知道如何经营一家公司，但是我知道。他希望我教他如何发展一个公司或是建立一个基金。而我认为我能从格里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比起我和阿尔弗雷德，这其实是一段更成熟和更专业的关系。

导师的另一个重要性是让我们确定我们并没有疯。这向我们传达了一种概念：我们所关心的这个转变不仅是合理的，还是和我们的精确的潜力评估相符合的。长者的建议也很重要，因为在转型期的人无法预期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社会学家安瑟尔姆L.斯特劳斯写道：“他需要指导，不仅仅是因为在传统意义上，他需要有人教他技能，还因为发生了一些非常令他震惊的事情，他需要做出解释。”斯特劳斯在他寻找职业身份的开创性的著作中写道：“某种程度上来说，因为转型是没有明确的步骤的，而人们自己的反应又不够客观中立，所以必须有人能够预测、说明以及对已经出现的种种迹象做出解释。”

本·福里斯特从学术界转行做了非营利组织咨询。这多亏了他的前任老板的蒂姆·特纳的介入，帮助他厘清发生了什么事。他从事的工作所需的技能是新的，和大家一起工作的方式也是不熟悉的。

作为合伙人，我负责为这个非营利组织设定方向，并确保与其他合作伙伴的充分接触。完成好这两份职责是十分有挑战性的，并且和当一名教授肯定是不同的，在风格、速度和周期方面都是完全不同的。当你去拉投资说好话时，你就不能怀疑自己，去想为什么他们要给你这么多钱。在学术界，你应该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但是现在我必须是一个强有力的倡导者。现在的反馈是即时的。你懂的，立刻就会有反馈：对于投资，他们直接说“是”或“否”。而学术界则相反，评论家对一篇学术文章的评论可能要在文章发表一年后才能看见。

蒂姆向本保证，他现在所经历的挑战都是正常的，他曾经有过同样的感受，要管理一群专业人士，这还仅仅是一部分现实而已。

蒂姆很有见解。他会说：“我知道你的感觉。这就是我每天的感受。我的工作是将每个人的生产力达到最大化。”或者，当他看到我沮丧时，他会说：“这是一次锻炼性格的机会。”当我在做自我斗争时，我就会问自己：“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蒂姆的教导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因为我试图找出什么是正确并且专业的“领导力”模型。这不能像管理传统的生意那样，因为不能命令你的合作伙伴该做什么。他们不会为了某个人而工作。

有蒂姆作为导师，就等于确立了本的新身份。但是本还是需要去塑造他这个尝试性的身份——一名非营利性咨询机构的领导。

由于对正在转型的人来说，未来的步骤是无法确定的，所以导师也可以来核实现状。当胡里奥·冈萨雷斯思考有什么可以替代他当前的医学事业时，他的管理课程的教授（一位精神病学家）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既是胡里奥梦想的职业榜样，也是信息来源——在其管理身份转型期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他帮助胡里奥设定了更现实的期望，并且让他打消了急于定位下一份职业的决定。教授告诉他：

今年你是没办法决定未来到底要做什么的。一年的时间根本不够。你要考虑的是在这个转型的期间需要做些什么。所以不要执着于一次就做出正确的决定。在你想出长期的职业计划之前，先制定这3年内的计划。

胡里奥的导师让他知道了，答案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找到的。胡里奥说：

我的计划是，好吧，既然我想不出来，那么我就退一步，今年的金融风险很大，我就休息一年。也许之后的哪一天，凌晨3：00，我从睡梦中惊醒，会突然想到一个好点子，然后我就知道我到底想要做什么了。我也希望有人能够告诉我：“这就是你要做的事，放心，一切都会好的。”而我的教授让我明白，我当时的想法真是太天真了。

我们要去哪里找这样的导师呢？在许多的案例中，这都是纯属意外。皮埃尔·杰拉德被邀请去和一名僧侣共进晚餐。而这名僧侣，就成了皮埃尔的导师；露西·哈特曼的集团请来了一位组织发展教练。这位教练后来也成了她的私人教练和榜样。但在那些时刻，他们已经足够认识到要寻求潜在的人际关系。加里·麦卡锡和琼·普雷斯科特都有转型期的目标，就是去发现那些愿意指导他们的人：加里列了一个清单，上面是他所钦佩的企业家，然后着手联络，表示想要进入他们的公司；琼给她所崇拜的专栏作家写信，问他是否愿意见面给些建议。

虽然一个导师有可能和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但这个人一定不是我们经常碰面的人。可能是前任老板（像本一样）或是失去联络很久的校友；通常导师都是来自全新的人脉关系（如哈里斯一样）。与这样的人在一起，我们能够自由地尝试新的自我，而不必担心会冒犯任何人的期待。无论原本的关系如何，在转型过渡期，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密。导师会帮助学生在其创建的一个安全区域中实现转型的想法。这种关系有一个特征：这种关系的发展存在于学生固有的（或可能正想打破的）常规的专业领域和人脉圈子之外。

“实践型社群”这个词旨在描述一种社会参与性，这对“学会做人”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观点在于，任何行业的学习都是一种社交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积极地参与到社会群体中进行实践，同时在这个群体和成员中塑造新的身份。学徒从学校中学来的课本知识比较抽象，不能被称之为手艺；相反，如果找到一个外界的、合理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就能够学会如何进行实际操作。在职业转型中，我们也使用同样的方式。

《转型》（Transitions）是一本畅销作品，其作者威廉·布里奇斯当了12年的英语教授，之后他转型成了个人发展方面的顾问、讲师和作家。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花了许多年来进行尝试，才最终明确了他的下一份职业。不出所料，布里奇斯的亲密圈子并不赞成他去探索新的职业。他的朋友和家人都支持稳定的生活。一开始，布里奇斯通过小范围的尝试来规划他脱离旧职业生涯的计划。但真正让他决定必须做出改变的事情是，他有了一个实践型社群，这成了他新的大本营。

“我花了几年的时间，想鼓起勇气离开教学岗位。”于是他开始与管理学思想家汤姆·彼特斯接触。

然后我花了两三年的时间进行尝试，之后我找到了方向，知道了什么是我真正的替代职业。这个过程历时5年之久。我还在教学岗位的时候就开始进行尝试了。我让我的文学课程远远脱离文学本身，而与自我探索联系在一起。例如，我教一门自传课程。这真的是有十足的理由让学生去探索自己的生活，为他们自己找寻方向，知道未来想要做什么。这是一次探索，但是我又很害怕离开教学岗位，所以我的尝试从来不会超出我所担心的范围。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得非常偶然。我加入了一个团队，我们想要在帕洛阿尔托创办咨询中心，所以我需要参加一个培训治疗师的项目。这个项目实际上是在治疗学家的指导下，培训非专业人士给别人做治疗。这就是我下班后的生活，这种生活非常令人兴奋。这个团队中有六个家庭，每个家庭都有成员参加了培训。每次培训结束后我们会在一起聚一聚，我们真的都很喜欢彼此。我们讨论要不要住得靠近一些，或是其他类似的事情。结果就决定成立一个“精心筹划的集体”，不是一个公社，也不在一个屋檐下，但却是一个集体。

我们开始寻找房源，最终在加州的俄罗斯河畔附近找到了一片80英亩（1英亩≈4.047平方千米）的地。这件事与我想离开教学岗位的原始目的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这件事却直接影响了我，让我决定辞职。我任职的米尔斯学院，离这片区域太远了。所以我不能再继续教书了。实际上是我不愿意再继续教书了，但是我用搬家这个借口来做辞职的突破口。“我来自广大的教师队伍，抛弃这样的铁饭碗，放弃我的教授头衔，这些想法都是很可怕的……”这些声音在我的脑海里大声地呼喊。我想，这也是我家人的呼喊，他们说：“你是疯了，真的疯了。你究竟想要做什么？”然而，我也还没有一个答案……诸如此类的对话不断地在我的脑海里出现，而这时，我的同类群体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就像导师一样，新的社会群体是十分重要的：他们给予包容感，提供安全的基地，并代替了我们正在远离的旧群体。因为我们需要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学到实质性的东西，学到如何变成新的自我。所以“实践型社群”是“尝试加学习”策略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中的一些人，就像本·福里斯特一样，会有幸找到一个导师。他能将我们梦想的职业领域中的一些潜规则教给我们。然而，不论用什么样的方法，我们往往必须加入我们喜欢的群体中，通过实践和参与来学习。

试想一下，年轻人第一次进入职业生涯的时候是怎样做的。他们以学徒的身份和导师一起工作，通过观察、模仿和实践来学习。一个进入专业领域或公司的新人，是会被前辈同化的。这就意味着，不仅要学会新的专业技能和规则，还要知道什么是合适的打扮和举止。这些社会规范引导了新人的行为举止，以便使其真正融入群体，成为其中一员。 同样地，新的职业生涯中的自我重塑是通过学习新的理念、语言、行为和打扮，从而打入一个圈子内部的过程。但由于学徒期和实习期的制度通常只存在于年轻人中，那么作为职业生涯中期的转型者，对于想做的新工作的完整的知识，就需要自主地学习。这就需要我们创建或找到自己的社会群体。

事实上，如果我们可以自由地尝试任何感兴趣的身份，我们自己只能完成这份可能的职业蓝图的一部分，剩下的还得依靠他人来完善。 如果没有新的同类群体、导师或是新群体的确认，我们所渴望的新身份就是不完整的，仍需要再尝试。跳出我们的固有圈子进行“角色排练”是很重要的，因为老的观众容易狭隘地将我们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