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足的准备有利于自我重塑
“运气”路易斯·巴斯德说,“运气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他的这个名言背后的故事可以用于阐明任何领域中的洞察机制,包括职业转型领域。
57岁的时候,巴斯德正在研究鸡霍乱。由于疏忽,他将一些从患病的鸡身上所提取的芽孢杆菌培养物留在了实验室。整个暑期实验室都无人看管。当他回来的时候已经是秋天,他用一种无情的实验精神将这些细菌注射到了做实验的鸡身上。令他惊讶的是,这些鸡没有死。于是他得出结论,之前的芽孢杆菌的培养物在夏季已被破坏了。所以他去取了一批新的芽孢杆菌和一些新的用于实验的鸡。这一次,旧一批的鸡和新一批的鸡都被注射了新的芽孢杆菌的培养物。结果新一批的鸡都死了,而旧一批的都活了下来。他意识到所有幸存的旧一批的鸡之前都被用较弱的菌株注射过了一次。这一解释让巴斯德“沉默了一分钟,然后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的高喊道:“难道你没发现这些鸡已经免疫了吗?”
虽然天花疫苗接种已经被使用了,却没有人想到可以将天花疫苗接种的方法运用到其他传染病的预防上。巴斯德发现了这中间的联系:因为之前注射了被破坏的菌株,所以他的鸡对霍乱杆菌免疫了,于是幸存了下来。这个免疫过程就和人类通过接种牛痘来预防天花是一样的。他同时还发现了其中的另一个联系:被遗忘在实验室的细菌培养物的衰败,和在奶牛体内自然发生的天花杆菌的衰败是类似的。以前都认为天花杆菌的疫苗必须从奶牛身上提取,而现在巴斯德发现这种疫苗是可以在实验室里生产的。
从字面上看,“发现”是指对一些事情的揭露。这些事情是一直存在的,却被习惯性戴着的“有色眼镜”所遮盖住了。在接种疫苗的情况下,习惯性佩戴的有色眼镜是指接种疫苗的工作和对微生物的研究工作之间是互相分离的。在以前,这两者是在不相关的领域各自进行科学实践的,但因为巴斯德对这两个领域都非常熟悉,并在两个领域中都进行了多年的学习和辛勤的工作,所以当时机出现时,巴斯德对于提出这项发现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
在暑假结束之后,巴斯德就想到了接种疫苗的观点,而这一点并不会令人感到意外。他从对霍乱的研究工作中退了一步出来,在一个新的环境中去观察他的老问题。这就是著名的“孵化”现象。在这个现象中,“如果暂停无意识机械性的困难性工作,(艺术家和科学家)有时会看到启明星的闪烁。在这时,解决方案也会不期而至”。 专业的自我重塑也需要通过退一步来获得新的方式去看清问题。改变的过程是充满了情感和认知复杂性的,只有从中抽离出来,并在自我观察中反思才能将这种复杂性慢慢地消化。以同样的方式,从日常令人折磨的工作中脱离出来休息一段时间,也能够“打破框架”。这种退一步的方式可以使在过渡期的人厘清他们内心情感上所早已意识到的想法。
法语短语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的字面意思是“以退为进”。它的意思是,为了使重组现有元素的过程变成发明或者创造,我们需要多少的远见。 简·史蒂文斯,一名32岁的金融工商管理硕士,她知道自己的生活出了点问题,却又不能明确指出是哪里出了问题。在她独自开车去参加朋友婚礼的10个小时的车程中,她有所顿悟。5年前,当她主修国际发展学的硕士学位时,简得到了她梦寐以求的录取通知,这个录取通知来自于一个在拉美做先进的贷款业务的新兴公司。这个职位的前景先是驻外经理,然后是区域经理,主要职责是建立事业机构,为那些被称为“微型企业家”的手工艺者提供服务。
我在做着一些我所信仰的事情,利用商业模型来工作,并且效果极佳。但我依然没有成就感。做一个顾问不再能够满足我,并且我的工作和生活的细节正在变化。我一直在路上前进,希望能在某处播种扎根。我没有自己的生活,我知道我需要在别的方面多投资自己,才能有个家庭。我的工作时间很长,拿的却是非营利组织的薪水。
这一切的想法一直潜伏在她的头脑中,但是简却没有时间和心理空间来把这些想法分析串联起来。“我处在认知混乱的状态已经6个月了,一直陷在逐渐意识到自己不快乐的认知和我对自己公司未来的信仰之中。”然而,在这10个小时的车程里,她把这些碎片拼凑了起来,得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此后,事情便快速地发展起来。两周后,在她工商管理硕士的5周年同学聚会上,她与两个同学重新联系了起来。这两个同学收购了一些电信行业的公司。周末时他们告诉她,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公司并且希望由她来经营。一周后,她接受了他们的正式邀约。
简是幸运的。一个相对短时间的暂停休息使她能够打破陈规;当新机遇“溜走”时,这个暂停休息也提高了她鼓起勇气追求其他机遇的可能性。而其他人,像布伦达·瑞波特,由于长时间被困在不适合的工作中,使得她非常渴望暂停一下,休息更长的时间。她希望能在暂停期做出积极的决策,然后谋求其他的职位。就像至今我们讨论过的许多人一样,布伦达唯一知道的是她不想做什么和她需要时间。婚后她搬到了芝加哥,把这作为她“退一步”的理由。
重要的决定不是搬去芝加哥,而是决定不回到与过去在公司所从事的相似的职位。我可以回去继续以前的工作,他们也鼓励我这样做,但是我真的不想再做这样的事情了。猎头们找我时都在给我提供和之前的工作相似的职位。但是我不想再加入进去,它们都太相似了。我看不到有什么好处。问题是,我没有前进的策略,不知道何去何从。那时候我真想找段时间暂停一会儿。
我知道我想加入社区工作,所以我加入了犹太活动与艺术组织。这满足了我加入公共事业机构工作的需要。我学会了如何倾听自己的心声,思考我想要做什么和我喜欢做什么。我把获得成功和赚钱算在“喜欢做的事情”之列,但我需要搞清楚如何在挣钱的工作中获得快乐。
我认为我想要从事教育工作,就在公立学校中当志愿者。我想要知道教书,以及和八九岁的孩子们相处是什么样子的。我丈夫与我的一段谈话帮我认清这不是我想要的。他让我回想我20多岁时都做过什么,毕业后喜欢做什么。那时候的我爱上了编辑工作。我还记得当时经常跟他愤怒地争论。我感到编辑是一份女性工作,是一份附属、附庸、类似辅助性的工作。我想与此斗争,我尝试着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经纪人(准备买卖未上市股票的经纪人)。
他对我说:“稀缺性在哪里,布伦达?交易员是稀缺的吗?会整合表格的职员是稀缺的吗?不,那些能够挖掘出人们最大的潜力并且做出好产品的人才是稀缺的。”这段对话使得我开始做一名自由编辑,而这仅是暂缓之计。我认为它将通向别的工作,虽然我并不知道是什么。我知道我会遇到很多有趣的人,然后再次获得新的技能。对于我来说,打开一扇门并且建立新的圈子是很重要的。
到目前为止,我对出版行业已经颇有见地。高质量的作者凤毛麟角。但我认为在出版社担任编辑工作是一份非常消极的工作。它变成了以盈亏为主导的工作,参与这个行业,既不需要有创造力,也不需要灵感。行业中正在发生“脱媒”现象(“脱媒”一般是指在进行交易时跳过所有中间人而直接在供需双方之间进行),现在出版社以外的人,例如代理,而不是那些收购编辑,拥有了所有的权利。慢慢地,我意识到做中介是个绝好的选择。我可以获得的远超出自己的想象。我可以忠实于自我,而并不只是做一个交易员。我的意思是,确实有些文学中介仅仅只是交易员,他们做业务就是做业务,他们是趋利的,仅仅极度专注于他们与出版商的关系,同时也能很好地服务于作者的利益。但我知道,我不会那样操作。因为出版商不再拥有他们曾经拥有的权利了,所以我会继续关心书本的内容,做作者绝对的中介。我知道一些对于作者来说非常好的销售渠道。
当人们仍积极参与日常生活时,就难以保持客观去质疑和改变日常生活的轨迹。暂时休息一段时间(有时就像简一样,仅仅10个小时的车程;有时像布伦达一样,数年的休息)能够为专注的思考提供时间和空间。这将帮助人们做出改变。 比如,退一步这种方式就能为我们提供空间,让我们注意到那些已被我们孕育出来、却尚未发声的见解。它帮助我们看见新旧事物的共生性和兼容性,改变我们习惯的工作节奏,停下我们的日常生产活动,就像一个触发器,将我们从日常生活中唤醒,并重新专注于改变。 在暂停休息的期间,我们的注意力将从日常压力中解放出来,为重新思考未来提供所需的空间。
布伦达对触发器(来自于创造她的漫画人物的威胁)的最初反应,是要把自己的事业放到最末位,以对她感到空虚的部分进行补偿。但退一步思考使她有了更具有创造力的解决方法,用这个方法帮助她组合出了世上最好的事物。
做中介给了我完整的事业和生活。它们之间并没有此消彼长。当然,这其中每一项都使我很忙碌。每接到一项任务时,我都要决定哪一个是最主要的,我的工作或者生活。我的生活方方面面都更加愉悦。这不仅是关于工作与个人生活的竞争,这是关于:“我是代表谁说话的?我可以有创造性吗?我只是会合作的蜂兵吗?我只存在于人们序言的致谢中吗?我是作家吗?”如果有人现在为我画一幅漫画,我可以告诉画家关于我的什么?所有的事情,比如,艺术委员会、慈善、一只狗、一段很棒的婚姻、犹太教、普拉提、舞蹈课……
胡里奥·冈萨雷斯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在职硕士学位进修,和他的同学一样,在休假快结束时都感到焦虑和期待。这一年给了所有学生寻求尝试、结交新的朋友和从日常生活中退出的机会。这一年发生了很多足以发现问题的事情,但很多时候却并不足以解决问题。时间不多了。当胡里奥和他的同学刚开始进修时,一年时间听起来遥遥无期,但转换专业通常需要两三年的时间。现在,在他们头脑中闪烁的问题是:“我可以采取折中步骤吗?如果我那样做了,我该怎样预防自己重返旧辙?在我采取折中步骤前还有多长时间?”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通过对介绍新科技(比如软件工程工具或画图软件)的系列研究发现了机遇之窗效应。 他们发现经理人在被介绍了新的科技后,仅有断断续续的时间来使科技发挥真正的改变。一段时间后,科技逐渐被雪藏起来,原因是需要把这项技术中尚未解决的问题隐藏起来,而且技术只能在特定的组织背景中应用,这至少持续到问题再一次被暴露。应用新技术很少是条顺利的坦途,而是一个应用和停顿交替的过程。如果最初没有发生任何改变,那么这种技术的应用就会往后推很多,通常一直到一系列潜伏的问题累积到触发下一个危机,这就打开了下一个改变之窗。对刚上任的领导的研究显示了同样的效应:新领导在一定时间内会做出改变,这段时间过后,改变会更加困难。
娜塔莉·科蒙是一位39岁的法国营养师兼工商管理硕士,她逐渐了解到机遇之窗效应。出于一时冲动,她非正式地从她前任老板那里接受了一份非常有吸引力的工作。以苏珊·方丹的简历进展逻辑来看,这是个完美的工作。娜塔莉将会从欧洲集团负责人上升为集团的全球主管,这是个兼具优越性和职权的升迁。新的公司,诺玛德公司,正处于经济上升期,而她现在的雇主正在失去市场份额。但是作为一个美国食品公司欧洲分部的高级营养师,她已经感到疲于应付,新的工作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工作更长时间和更多的国际出差。她知道她想减少这一切。这个新的工作只是增加这些工作。年近40岁,她不知道这个事件是否可以彻底改变她的生活。但是她应该拒绝那份工作邀请吗?起码那份邀请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她的生活。
理智告诉她应该拒绝。
我意识到这份工作有更好的成长空间——平行调动、为其他品牌工作。在帕卡德公司,我已经没有上升空间了,只能待在欧洲。公司运营状况也不好,它正在失去世界市场份额。现在我有了份工作,可以直接向副总裁而不是部门领导汇报工作。在我想要接近业务核心时,我离上层管理层却越来越远,远到快看不见了。我把大量时间都花在了常规事务和游说工作上。诺玛德公司的缺点是我必须向驻扎在日本的某人汇报工作。诺玛德想要拓展的是拉美和亚太地区。我出差的频率已经超过我能接受的范围了,但起码这是在欧洲内。在诺玛德,每个月我都得出两三个长差,我试着问过要出多少差,答案总是这取决于我。我只知道这份工作不是基于一个城市的,这意味着每天都会有很长的通勤距离。
这令人困惑。娜塔莉很少有工作以外的活动时间,更没有时间来找工作。
我的工作量很大。我富有热情地专注于工作。我每周末都加班。每两到三周我就要坐一次飞机。我只是在坚持。我是个好的战士。人们分配任务给我时,我不知该如何拒绝,但是我感到被困在了圈子里。我还该在这个圈里转吗?现在有个主动送到我面前的改变的机会。它不完美,但可以带我逃离现状。我了解自己。如果我留在这里,虽然我有很多美好的愿望,但我很容易循规蹈矩。
两个意想不到的事件使她下定决心接受了新工作。一个好朋友因肝癌去世了,年仅50岁。在她去世前,她建议娜塔莉摆脱她的工作带来的压力。然后,一个必须做的手术让她休息了一个月。娜塔莉突然有时间来思考她到底想要什么。被她朋友英年早逝所触动,这个手术假期使她开始考虑一些之前她从未花过时间的事情。
这个月,我有些想法但都不清晰。我有兴趣写一篇有关饮食习惯的社会学论文,去理解健康饮食的真正障碍。当我还年轻时,我上的是艺术高中,并且加入了舞蹈社团,但后来我认为我该去医学院,就放弃了。我一直在想我能不能重新做些健康领域的事情。我想,如果在医疗环境中可以与真正的人,而不是病例和项目打交道,我会更快乐。我想知道能否把在商学院的技巧转化为去做一个与健康相关的非营利组织的无国界医生。
意识到这个工作的改变仅能推迟她对所需要做的事情的严肃思考,娜塔莉决定为了赢得一些时间追求真正的职业转变而拒绝这份“完美的工作邀约”。然后,正如她自己预料到的,她又重新回到日常工作了。两年后,她仍然在最初的公司就职,仍不清楚如何走出去。她也许还没有准备好要改变,也许一个月的时间不足以被认为是个契机,又也许在她离开后没有立刻开始寻找机遇之窗,使她的转型进程停滞了。
娜塔莉的故事令人警醒。机遇之门打开之后就会再次关闭。我们都会经历一段我们急于做出改变的时期,而在另一段时期,仅仅一点偏离都会难以忍受。 在短暂的暂停后,我们做了什么会决定我们是否可以利用经验来做出真正的改变,又或者,与此相反,旧的生活常规又会卷土重来,使得基本问题悬而未决,直到下次危机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