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系固有的人脉(和潜在人脉)
哈里斯没有准备好要转型,但这并不是他转型进程缓慢的唯一因素。在转型的最初阶段,当被问及为什么他不另谋高就时,哈里斯承认他不敢想象离开他的公司会怎样。多亏了一个意外机会的出现,他得以尝试去掌管他所在的部门。当初他以为自己在金融和跨职能的管理方面经验不足,所以无法胜任经理的工作。而在这三个月中,他的想法改变了。但要想继续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他需要的是在经验中找到越来越多的自信。他不得不考虑自己的社会背景、人脉网络,而这些都是他所欠缺的。
哈里斯的问题有一部分是因为缺乏外界的信息。迫切的职业需求和繁重的家庭责任,使他很难对市面上的岗位保持敏锐的嗅觉。他在Pharmaco药物公司的经历和他固有的管理圈子束缚了他,他不清楚外面一个小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需要什么样的简历。虽然,他发誓要维系他的人脉关系,但在完成为期六个月的行政管理课程后,他就渐渐地不再活跃在这个圈子里了。一些和他曾经一起在Pharmaco药物公司“成长”起来的人,也离开了公司另谋高就去了。而他与他们都失去了联络。
然而,他拒绝改变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周围的人极力地鼓励他保持现状,或是直接反对他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跳槽。哈里斯曾进入他公司的权力中心,但是他的五个导师没有为他开辟道路,反而变成了阻碍,阻挡了他进行职业转型的下一步。他和人们的谈话也束缚了他,因为这些人都只是和他专业领域相关的人,他们也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帮他想想以后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机遇。此外,比起哈里斯自己,这些同事不可能抹去10年来哈里斯给他们留下的印象,从而客观地考虑他以后的发展。他的故事很好地说明了创建新的人脉的必要性。这一点虽然困难,却是每一次职业转型中极其重要的一步。
在改变期或不确定期,我们从维系与朋友和家人的关系中求得慰藉。然而,正如罗伯特·利夫顿在文章中所述:“扩大这些同类型的人脉网也是一种陷阱,会妨碍尝试性的实验。” 如果不改变我们的社会关系网和专业圈子,是几乎不可能转型成功的。为了打破僵局,哈里斯不得不与自己的核心人脉网保持距离,同时建立外围的人际关系网。老朋友和旧同事的疏远、新人脉的建立,让他感受到了新的资源的输入。当再一次失去了管理职位的时候(同时看不到任何其他选择),为了改变,哈里斯联系了他在Pharmaco药物公司认识的老熟人。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哈佛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发表了他的研究。这后来成了关于人们如何找工作的里程碑式的研究。 他总结了一个结论:“大多数人通过自己的人脉关系找到工作。”这一结论得到了多方验证并被沿用至今。而令格兰诺维特感到惊讶的是,他著名的研究“弱关系的力量”表明,令人找到工作的人脉并不是朋友、家人,也不是亲密的工作伙伴,而只是点头之交。对通过自己的人脉找到工作的人来说,绝大多数派上用场的人脉只是偶尔或很少联系的人。
加里·麦卡锡,那位转型成为维珍公司的资本投资组合经理的准潜水员,就证明了这一原则。他用了他公司的员工关系网,给他曾经的同事打电话,也给那些他不认识但曾在迈达咨询集团工作过的同事打电话。这些都是曾经在这家公司工作过的人,他并不认识他们。但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帮助,使他成功地进入了转型的下一个阶段。这些人际关系使他进入了维珍公司。同样,哈里斯的辞职战略也是通过他偶然在一个专业会议中认识的人,而这个人和他一年只会交流一两次。
到底什么样的人脉有助于职业转型。格兰诺维特认为,既不在于这些人和我们关系的亲密程度,也不在于他们的权力或地位,而是在于一种可能性,即别人认识我们所不认识的人,因此他们能够给我们提供不同的信息。熟人、邻居或那些在同一领域工作的同事,很少能告诉我们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因为他们和我们所得到的信息来源是相同的。当然,如果有常青藤联盟的帮助,比如牛津、剑桥,或法国精英学院的人脉,可以在一定的圈子内大大地拓宽你的发展前景。但是,即使是精英部落的成员也需要“弱关系”来和外界交往,而不是局限于相关专业领域的经验。然而,大多数人都像哈里斯一样,局限在自己的核心圈子的朋友和同事中,过了很久才开始探索外界。
我们的亲密关系网不仅仅会蒙蔽我们,也会使我们困在已经过时的旧的职业身份中。自我重塑涉及尝试和测试各种自我的可能性。但我们的长期的社交关系可能会与这些职业身份的重塑自我的尝试相抵触。还记得毕业3年后,当加里·麦卡锡得知他的家人依然对他有着“金融业者”的既定印象时,他有多恼怒吗?我们的朋友和家人会无意识地将对我们的看法固化。更糟糕的是,他们会为我们的转型而担心。
洗脑研究中发现(很显然洗脑也是职业转型的最终一步),标准的洗脑实践操作就是将被试与所有之前认识他的人隔离开来,以便于使其摆脱固有的职业身份。灌输了一整天之后,如果允许被试晚上回到其他的囚犯(也就是那些以前认识他的人)中,洗脑往往会失败。 离开那些以前熟知我们的人,我们会变得更有可塑性。同样的动态情况也解释了为什么年轻人离开家去上大学后很容易发生变化,而且与家人和老朋友的交往必然会减少。
当然,我们不需要为了改变职业而强制地给自己洗脑。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和我们有亲密关系的人(配偶、老板、好朋友、父母)都希望我们保持不变,并且会施加压力让我们保持原样。大多数已经职业转型成功的人都曾经听心爱的人说过类似的话,“你肯定是疯了”。他们并不是想要破坏你的计划,但和你一起拥有的经历会形成类似于“合同”一般的期望,而自我重塑相当于毁坏了这一份隐形的“合同”。朋友会将这种改变看作一种损失。对于朋友的这种混合的情感反应,那些成功戒了烟、减了肥,或离了婚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
对哈里斯来说,从Pharmaco药物辞职最困难的地方是意味着与他的导师,也就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长期关系的结束。而他的导师会将哈里斯的辞职看成对他个人的背叛。
我计划好了我的说辞。我说:“艾尔弗雷德,我真的从你那里学到了很多,你给了我很多机会……”他的反应比我想象得更糟。他说:“我很失望。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怎么能这样对我?我培养你将来坐我这个位置。在这里,我把你当一号种子来培养,你却要去别的地方当老二。你就是这么对待我们公司的吗?”他滔滔不绝地教训我,我却泣不成声。我视他如父,我也真的很喜欢这家公司。他的反对让我非常难受。
实际上,职业转型需要跳出日常工作的轨道,并利用弱关系来提供途径、得到介绍、得到招聘信息、公司的入场券和认识决策者。并且,就感情而言,如果不建立新的人脉,我们的新身份也很难得到认同。当转型需要我们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时,我们需要找一些替代者,替代我们将会抛弃的人脉或圈子,并替代我们的旧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