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过去的自己”

一项社会学研究表明，那些经历了完全的职业身份转型的人（比如摆脱了宗教的戒律，或者做了变性手术），和那些离开医疗行业去做更普通的工作或遭遇婚变的人的经历是相似的。那些像琼一样，离开了自己从事多年的职业的人，会经历一个摆脱“过去的自己”（正如本节的题目一样）的过程，那是一个让人感到焦虑、害怕、无所适从和难以适应的时期。他们不约而同地把这种状态描述为“活在真空里”“悬在半空中”“不着地面”“两不着边”和“无处安身”。导致这种状态的原因是，尽管我们知道自己即将摆脱旧的身份，但仍然还在扮演着那个角色。其实我们也不能确定未来是什么样子。在向前飞跃之前，回顾一下过去是必要的准备。

彻底摆脱旧的身份比我们想象得更难，需要更多的时间。不管我们对自己的工作有多么不开心，大多数人都会试着做下去，因为当前的职业角色和可能的自我有必然的联系。也许这个可能的自我有些过时，却是我们曾经想要成为的角色。例如，琼之前的学术身份在她整个职业转型的过程中会一直影响着她，即使在她提交了辞呈后也一样具有影响力。琼说：“我所在的系就像是一个家庭，只不过是有些功能失调，但是我曾经也是其中的一员，当我17岁读大学的时候就是了。”对于她来说，离开学术界不仅仅意味着放弃一个长期的职业目标，而且放弃了她应该成为的角色——那些在她生命中重要的人，包括一直悉心培养她的导师，所期望看到的她的角色。当她看到一堆堆的使他获得终身职位的大量稿件时，她感觉放弃了这一自我（尽管已经成为负担，也不再有吸引力）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

摆脱“过去的自己”往往不是来自一个突然的决定。相反，它需要一段时间，往往在我们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之前就开始了。一项关于离婚的研究发现，人们在“分开”的最初阶段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在为离开做了一些铺垫。 那些分手的信号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出现了。同样，其实早在琼意识到自己要换工作之前，就有辞掉文学教授岗位、离开大学的想法了。在与学校的合同到期的前4年，她就已经搬到纽约了。在她休假之前，她一直住在校园里。休假结束后，她就没有再回到学校。

早在我们开始寻找替代职业之前，我们就会开始在社交和心理上与旧职业脱节。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转变在新旧职业之间开始发生。以琼为例，她已经开始认同商界人士的价值观、规范、态度和期望，并开始与学术界以外的人建立关系。在摆脱“过去的自己”的研究中，作为研究目标的修女会先开始与普通信徒建立联系，从而利用这些联系去评估她们如何适应修道院外的生活。当修女对于自己对宗教的虔诚度的质疑加深时，她们也加强了与并不遵守宗教戒律的朋友的联系。在同一个研究中，一个即将离开医疗领域的医生说：“可能是我主动寻求转变并开始建立各种关系的，这样的话，一旦我离开忙碌的业务和自己的病人时，不会有失落感。”

通常随之而来的是共同退出：当一个正在摆脱过去的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新的活动和交往关系中时，这些活动和关系开始慢慢取代旧的。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即将离职的人也相应地和那些旧同事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对彼此的需求和期望也越来越少。琼的同事认为她的联系变少是因为结婚和生儿育女。她很少聚餐和参加课外活动。她的部门主管认为，琼的个人安排挤占了太多学术研究的时间。当然，这种评价只会激怒她，并进一步促使她寻找新的职业。

琼和同事间发展成不信任的恶性循环，最终使得每次和他们交流都会加深她对学术界的鄙视。心理上的疏远，甚至关系的决裂（威廉·布里奇斯称之为“否定”和“觉醒”） 也属于结束过程的一部分。通常这种决裂只是个案，大部分人只是会和重要的人物产生争执。当与导师的关系恶化，或出现与上级不可调和的分歧时，我们不仅会醒悟，对未来的想法也可能会改变。琼的学术身份的形成与她的导师有关：一旦她的个人安排妨碍到导师为她做的安排，她就不会再得到导师的支持，于是那个相应的自我也就破灭了。

哈里特·鲁宾是一家出版公司的总经理，她在自己的职业转型回忆录里写道：“从一个人决定离开一个公司到他真正走出这一步，平均需要3年时间。那几年是比较难熬的，也没钱可挣。我也用了3年来过渡。” 同她一样，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意识到让过渡期拉得太长可不好，但是缩短这段不愉快也肯定不赚钱的中间阶段可能会欲速则不达。布里奇斯写道：“我们不必对那些在人生转折点上，看似没有价值的过渡阶段带有戒心。因为中间地带只是意味着我们的日常活动要暂停一下而已。表面上我们在这些时间上没有目标明确的活动，实际上我们有着重要的内心活动。” 这些内心活动的其中一部分任务就是结束一件事，另一部分则是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找到替代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