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性的时刻

在职业身份的重塑过程中，将生活中的事情串联成一个连贯的故事是微妙并且极具挑战性的。要想重塑自我，就要重新加工自己的故事，要经常修改它，并且尝试不同的版本。事件会打断我们持续性的经验，让我们能够从再创造的故事中找到意义。一些事件能够解放我们，帮助我们从旧的职业身份中脱离出来；其他的事件将我们的精力集中在未来，帮助我们明确新的方向。

39岁的布伦达·瑞波特是纽约一家大出版社的总经理，她出席了一次经济学家大会来宣传她负责出版的书籍。

我们聘请了一个漫画家，让他将我们书里的教授作者的形象画到漫画里。他很乐意做这件事。他画漫画的程序之一是询问人们关于他们的爱好和兴趣。他会在他们的人物形象中画出他们的代表动作。我当时在想，他会把我画成什么样的形象呢？难道是拿着一本教科书吗？那时我的生活中，也没有其他的东西可画。我的婚姻情况并不好，我也没有什么爱好。我对自己说：“我对我的工作充满了热情，但这难道就是我想要的自己的漫画形象吗？我会愿意把这幅画挂在我的办公室里吗？我并不这么认为。”这件事真的让我很烦恼。在之后的三四周的讨论会上，我都为我的形象漫画捏了一把汗。越来越明显的是，我在生活中做了一些非常错误的事情。

很多零零碎碎的事情混在一起，促使布伦达重新审视她这15年的图书出版的职业生涯，比如，她所在公司内部管理的变化（她不喜欢这种变化）、新的人际关系，以及即将到来的40岁生日。这次的卡通漫画事件开启了布伦达职业转型的新篇章。对自己漫画形象的期待的这件事就成了布伦达的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我1980年大学毕业，拿到了文学学士学位，当时我知道我想从事图书出版事业，所以我进入了艾迪生·卫斯理教育出版公司。在那里我找到了我的职业轨迹和职业追求。我开始是做图书销售的，这意味着我得住在一个小城镇；有一个家庭办公室、一个书包、一辆汽车；并需要去拜访各种讲师。后来，我搬到纽约做了一名编辑，着手出版关于工程学的书籍。最终，我成了该集团的总编辑，该集团的年营业额约为700万美元。当我的老板突然问我愿不愿意接手一个部门做主管的时候，我开始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那是一个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部门，这个部门需要一些转机。这个部门，从销售渠道和世界各地的产品线获得的年营业额在每年1400万美元左右。近5年内，它的收入仅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我的意思是，这个部门就像一潭死水一样停滞不前。这次升职不仅使我搬到了纽约，也导致了我离婚。虽然长久看来，离婚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3年后，我的部门价值4000万美元，成了公司的典范。用管理使营业额获得增长这件事真的非常有趣。

但这一时期公司的兼并和收购导致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来来往往，即使作为一名非常成功的总经理，我也开始感觉到我的力量是多么的渺小。我曾被认为是行业的一个明星，但其实我只掌管一个小部门，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力。我开始明白我是多么地依赖高层管理者，我只是他们的一枚棋子，而我的手下也只是我的棋子而已。因为董事会每年有两次变更，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预测某次的竞聘结果是否在六个月后还奏效。这些事情激怒了我，因为真正做事的人和真正做出的成果都是被别人所左右的。我可以用有效的政治手腕来为我的部门争取更多的利益，但我不喜欢忽略外部的市场活动，而把工作重心都放在公司的内部争斗上。

然后就是我个人的转变。我遇见了我后来的丈夫亚伦，他住在芝加哥。作为总经理，我完全放弃了我的个人生活。我以前的生活是完全以工作为中心的。我热爱我的工作，我无法想象能够一边这样投入工作，还能同时拥有完整的家庭生活。我做的是全球性的业务，有一年我一个月里有两周的时间都在赶路。我估计大概有4年，我都没有在家里享受过什么节日，包括阵亡将士纪念日、国庆节或劳动节之类的。可是后来我又结婚了，因此我的丈夫亚伦和我不得不做出决定，思考如何将我们的生活和事业结合起来。我决定搬到芝加哥，做一个完整的人。这意味着必须开发那些我相当不擅长的领域。下一次，如果有人要给我画像，我要让他知道，我是有很多东西可画的。

在卡通漫画事件发生后，布伦达几乎花了3年的时间才找出了一个新的方向。在过渡期，这些事件就可以成为转型的指示。每当她来到一个岔路口，这些指示都能提醒她依然有被打回原形的风险，变回她所害怕成为的那个自我。而相反，也让她更加期待她所渴望成为的那个自我，虽然还很模糊，但至少可以获得多方面而又丰富的生活。

所有新的故事，像在布伦达和约翰的故事中，都有决定性的时刻。正如我们下面将要探讨的一些例子，像约翰的故事一样，其中一些决定性的时刻是十分戏剧化的，而且会导致看似突然的变化。其他人，像布伦达的故事，是在象征性的、小的事件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有关职业生涯和生活的决定。像在布伦达的故事中，一些决定性的时刻出现在较早期的转型过程中，促使了她一开始的转变。而其他人，像约翰一样，这些时刻虽然来得晚了一点，但依然能够帮助我们构成新的想法。决定性的时刻，让我们清楚，再也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这些时刻告诉我们，我们一直在经营的旧的职业身份已经失败了，而且这种失败是不可挽回的。更干脆地说，这些旧身份再也满足不了我们了。这些时刻是时机成熟的信号，使我们更专注于新的想法，并对周围的人宣布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都有害怕成为的“可能的自我”，早期的过渡事件会创造出更多、更生动的令人畏惧的自我的可能性——通过创造畏惧的“可能的自我”，这些事件能将我们从失败中解放出来，让我们准备好行动。在早期，我们对于自己当前的职业生涯的怀疑可能会过于模糊，并且缺乏特定的转型的理由；但在决定性的事件之后，我们为这个问题收集了证据。在布伦达的案例中，卡通漫画事件表明了她原本的生活太过于制度化，而她为这种生活所付出的代价比她所想象得更多。解放性的事件能够将我们从强烈坚持的观念或珍惜的自我形象中解放出来。例如布伦达以前曾经坚信她是个兴趣广泛并且充满活力的人，但在她无法想出她会被画成什么形象的那一刻，她坚持的这个自我形象被打破了。被解雇或者是收到差的评价也都是经典的解放性的事件。这类事件会和我们认为自己是有能力的专业人士的观点相违背。这些事件会让我们意识到，当谈到职业决策时，或是关注到我们所畏惧的“可能的自我”时，我们并不能够掌控全局。

当然，这些事件本身是不足以引起变化的。我们经常会忽略这些信息，因为觉得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将不满意的结果归咎于命运的捉弄，或者最常见的，直接否认这些信息的有效性。 但是当我们准备好了（正如以下将看到的，准备就绪的状态只是需要一番努力和做好准备而已），通过这些事件就能发展出自我意识。早期的哲学家认为，我们不能直接感知到自我，而我们的自我必须是“被捕获的行为”。我们只能感知到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东西。因此，自我意识来自于我们对于发生在周围的事物的反应。我们通过观察行为，并进行推论来了解其他人。同样地，当事件发生了，我们通过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自我检查来了解自己。然而故步自封地自省是远远不够的。比起从过去的经验中自省，进行尝试能够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

按照精神分析学家曼弗雷德·德·弗里斯的理论，解放性的事件最主要的运作方式就是：对之后发生的每件事都进行一定的组织和策划。解放性的事件标志着与过去的分离，预示着一个过渡时期的开始。他写道：“从这一刻开始，每一次的新干扰都会被看作对现状的不满。”

所有的抱怨和不满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连贯的实体。很多人都有一段“啊哈”（原来如此）的经历。在这个经历中，人们终于能够果断地了解到他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清楚地看到，时间的推移和行为的细微变化都不能够改善情况。事实上，如果不做出任何强烈的转变，情况很可能会变得更糟。然而，这种情况通常会出现在一种心理过程中，也就是当人在逆境中思考采取替代方案的时候。即使是有极强的洞察力，人们也很难自觉地采取行动去改变现状。

解放性的事件可以是快乐的，也可以是悲伤的。转型期的人们常诉说一些受到严重挫折的故事，或是他们个人生活中的一些损失。这些悲伤的故事能够提醒他们忽视可能的自我，或是对他们目前的职业身份会产生的有害后果做出警示。但快乐的事件，如结婚或者孩子的诞生，也可以是调整优先级的契机。标志着时间的流逝的事件，例如一次重要的生日、10周年纪念或校友聚会，都可以将我们解放出来。同样地，做完一个业务自然会得到结论，或者是一个特定的角色结束的时刻，都会促进我们思绪的流动。正如升职这件事，就可以被当成一个触发点，一个新的任务可能会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目前看起来是不可避免地要走的未来的路，并不是他们所想要的。

就像约翰·亚历山大的故事一样，几乎每一个实现职业转型的故事中，都有一个明显的时刻，让转型者感觉到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就绪了。在这个时刻，一个新的选项突然浮现出来了。此时跳槽看起来变得非常容易，因为在这一时刻，不同的经验汇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图案，让我们感觉到已经创造了一个连贯的故事。这时事实和直觉、理智和情感融合在了一起，我们便会觉得是时候抓住时机做出改变了。这些思想结晶的过程往往发生在转型的后期，因为通常所见的定型的想法都是改变后的结果，而不是改变的原因。

在宣布辞去Pharmaco药物公司的管理专家职位后，哈里斯·罗伯茨就经历了这样一个时刻。他鼓起勇气去面对他曾经在公司的导师，并感受了他的导师艾尔弗雷德的强烈的反弹情绪。之后哈里斯就开始对他辞职的决定充满了怀疑，甚至开始自我批评。然而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让一切都有了意义。跟导师艾尔弗雷德谈过之后，我拿起了一本朋友送我的诗集来读。我拿到这本书有一段时间了，但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来看它。第一首诗是有关于离别的。我不记得确切的诗句了，但它大概的意思是说，“你离开家的时候，周围有风在呼啸，前方是黑暗的，你开始听到人们的声音，他们说，修补我的生活，别走，别走，修补我的生活”。我转念一想，哇！仿佛像醍醐灌顶一样：如果我留下来待在这个公司，我为什么要留下？我是为他们留下的，而不是为我自己。我留下一定只因为米切尔·艾尔弗雷德对我说，“你不可以这样对我”。这使我意识到这种勉强的停留就像是一段不好的婚姻一样。这时我也明白了为什么我一定要离开。如果我不离开，也许就永远不会再有重新决定职业结构和规划未来的职业生涯的机会了。如果我不离开，我就只是一个工具、一个谄媚的人，因为我只会是被公司利用，用于承担问题的替罪羊中的一分子而已。但当我说出“我并不只是一个小喽啰”的时候，我的忍耐就已经达到极限了。我知道我必须离开，因为我真的一点都不开心。我感到很痛苦，并且厌倦了不停地对此抱怨。

当哈里斯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他已经接受了新的工作，他的新职位是一名新的医疗器械公司的经理兼首席运营官。一个新的开始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必须与过去彻底隔绝。哈里斯就给了自己一个月的过渡期。这是一段可怕的时期，他要和Pharmaco医药公司的一切逐渐疏远，并且不再联系他的导师。这首诗让他不得不向现实妥协。这首诗让他看到了自己不断加深的担忧，主要是对在Pharmaco药物公司前景的担忧，以及担心继续留在这个公司未来会是什么样。这首诗隐喻着他的离开是不可避免的。他开始试图寻找新的职业出路，而直到3年后，才出现了转折点。没有人能够动一动手指就创造、解放或是促成一次事件。有什么办法可以保证我们绝对不会错过它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