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个体的差异
在这本书中,我们发现了职业身份转变过程和实践中的共性。在我们汲取一些关于如何开始转变的准则之前,对于解释为何不同群体的人会经历不同的职业重塑过程,有一些话是必须要说的。虽然最重要的教训存在于每个故事的相同性之中,而不是个体的差异之中,但是在工作上、在生活状况上,以及在改变的程度上,将我们自己的经历与那些类似人群进行对比会是一种有用的实践。
所有的职业重组故事开始时并不相同。一些人在还没弄清楚以后做什么职业前就辞职了,而其他人却留在了旧岗位上,跳槽的想法会变得有名无实,渐渐地消失。所以,这两条我们选择走的路部分是由我们过去的职业本质所决定的。
总的来说,专业人员,比如咨询师、律师、金融服务从业人员、学者,以及从更小的层面上来说的内科医师,都更有可能继续他们的工作,直到遇到新的职业身份,或者至少坚持不放弃,直到完全明确了一条更好的路。专业人员似乎更加容易找到一个新的职业。其中的理由与他们的毕业证书没有多大关联,而是与其专业性的工作本质有很大的关系。相对于其他大多数的工作群体来说,专业人员仅仅在他们的工作计划上有更多的自主权。他们到办公室来得迟,走得早,经常请假(当然,作为交换条件,他们要付出长时间的工作、错过的假期和在周末的时候将工作带到家中完成的代价)。通常情况下,在他们与客户的沟通中、在与世界上同行人员频繁的交流中,他们至少是与外界保持着一部分联系的,而这些通常会在职业重塑的时候有所帮助。
疲于应付各种内部会议的经理通常情况下没有一丝的自由,不具有一丝的灵活性。结果,他们更有可能遭受目光狭窄的困扰,更有可能需要在开始思考新事物之前停下来休息或充电。虽然行政管理教育课程有着催化剂的作用,尤其是对那些管理者,因为这些管理课程让他们从办公室中脱离了出来。行政管理教育课程通常包含足够的户外时间来脱离办公室,以唤醒他们心中改变的渴望。然而,认为行政管理教育课程有着催化剂作用的这种短浅的目光也会导致此类课程不会延续很长时间,更不会为管理者指明一个新的方向。找到另一条退路对于此类人群特别重要:协商休假的时间,分割假期,做一个自由职业者或者简简单单地在不考虑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分割所有的假期,所有这些都是管理者为了转变到下一个身份经常使用到的有效策略。
我们花在实验性的尝试上、建立新的人脉上以及使转型过程变得有意义上的时间越少,需要暂停的时间或许就越长。富有创造力的对策是需要时间和空间才能被提炼出来的。有些人,比如加里·麦卡锡,最后享受了不止一次假期,一次用来自我充电,另一次用来专注地寻找新的职业。而那些已经丢了工作的人(尽管他们是自愿的)更有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短路卡住,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交错地安排他们的暂停期。在一段长时间的休假中切割出一小段短暂的暂停期——在长达3个月的暂停期内和猎头公司的人交谈,或者在找工作方面下功夫,这段时间可以让我去探索自己所感兴趣的事物。尽管这么做不大可能给我们指明一个新的职业。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寻找方式可以在转型过程中对我们新的心态产生作用。
本书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我们可以逆转传统的“实践之前思考”的思维逻辑,以便于成功地转变职业。在当今的目标导向型社会的背景下,这个实施或许解释起来并不容易。短暂的休假是可以被社会接受的一种看似“合法”的方式,使我们能够在蜿蜒的道路上致力于职业的探索。这将我们从充斥着日常工作的世界中解放出来,让我们迂回地在偶然中寻找可能性。它们还变成了我们的目的。休假短时间内让规矩不再限制我们,并且划定了受保护的环境范围,在这里我们可以尽情地把玩各种可能性,虽然我们知道即将再次回归现实。在临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安全的环境下尝试非正规的,甚至带有风险性的或者矛盾性的选择,以孵化暂时性的职业身份,直到我们可以发现更多的本我。
较男性来说,仅仅以社会和经济的原因,作为职业重组的策略,女性往往会利用更多的暂停期来调整。在文化和职业群体中,女性花费时间来寻找自我比男性更广泛地让人接受,这在经济上也更加可能。作为本书的主体,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中,较男性来说,女性更有可能找到收入可以满足其基本生活的伴侣。而且,在高学历、相对富裕的人群组成的圈子中,男性更有可能成为重要的顶梁柱。但是,那些都在改变,而且我也遇到过许多夫妇职业重组后角色相互交换的情况。
更大的环境会产生作用。经济繁荣和社会改变的环境会影响专业上的更新。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互联网全盛期谈到千禧年后黯淡的转变,本书的核心观点表明,即便是在萧条的经济时期,专业上更新的过程仍然有相似之处。
当然,这其中有理性的因素。事实上,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出结论:我们可以做到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最好。人们确实在权衡。当有些人选择坚持自己的理想,发挥他们自己的激情时,他们却只能拿着较低的工资,艰难地生活着。而其他人选择追求更稳固的未来时,便放弃了某种程度上的挑战或者智力的启发。但是我听说了一些来自于那些尝试失败的人的巨大的抱怨,尝试他们的梦想,会让他们找到更好的替代方案,但是他们要么是不能,要么就是不愿意。唯一错误的做法就是不行动。
那么,如果不论受教育程度、社会阶层和性别,每个人都可以在职业中期做出巨大的改变吗?皮埃尔和露西、加里、丹、苏珊,布伦达和其他所有人的故事表明答案是肯定的。真正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人们才会抛弃过去,投身到一个新的、令人更加开心的未来中去?